没见过狮子的中国古人为何视其为守护神_休闲灌水_滁州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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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6/9/7 10:23:21
来自：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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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作为一个生活在热带草原的物种，在中国原本难以繁衍生存。然而，中国民间却留下了大量的狮子造像，而在寺庙、官衙以及校园的门口，往往一左一右地伫立着两头石狮。那么，在原本不产狮子的中国，狮子是怎样成为守护神的呢?4月6日下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尚永琪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坛，从狮子出发，对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传播史进行了介绍。

中华帝国与狮子的相遇

在讲座的开始，尚永琪研究员首先对自己的研究经历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他表示，起初自己的兴趣点在汉唐时期的佛教传播，在写作《鸠摩罗什及其时代》一书时，鸠摩罗什到龟兹传法，龟兹王为表最高礼遇，特意为鸠摩罗什打造了一个金狮子床，并准许他坐在床上讲经。由此出发，尚永琪对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产生了兴趣。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他到达的区域，正是亚洲狮的分布区，然而，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张骞和他的伙伴们见到狮子的记载。虽然《汉书》中有片言只语很模糊地提到西汉宫廷的皇家苑囿中养有狮子，但是这些狮子从何而来却并无提及。等到史书中明确记载西域诸国向汉王朝贡献狮子，已经是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王遣使进贡狮子，这是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的皇家与狮子的第一次接触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再次献狮子，一同献上的还有孔雀等“西域特产”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疏勒国又献来狮子和犀牛。在这同一时期，月氏也有献狮子的记载。

对于狮子形象的描述，中国文献中最早的清晰记载来自东汉时期成书的《东观汉记》，书中写道：“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尾端绒毛大如斗。”尚永琪认为，这已经是非常写实、准确的对于亚洲雄狮的描写，表明在东汉的首都洛阳，来自西域地区的猛兽狮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说了，换言之，作为西域动物的狮子已经从欧亚草原走向了东方的中华帝国。

狮子图像的几种基本造型

佛教的传播与狮子信仰

在西亚及北非等地，雄狮很早就被视为守护神而被广泛地伫立在陵墓以及神庙的入口处。尚永琪认为，这可能与雄狮在狮群中的地位和分工有关：“在狮群中，打猎、哺育下一代之类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由雌狮完成，雄狮的任务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吼两声。早上吼一声，表示这块地盘是我的了，你们别的狮子或是其他的动物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晚上睡前再吼一声，表示这块地方我要占着睡觉了，别以为我睡着了就收拾不了你们。只有在碰到大型动物，雌狮无力与之搏斗的时候，雄狮才会出马。西亚和北非这些能见到狮子的地方的统治者，肯定也都很羡慕狮群的这种分工，并且认为自己在所管辖的地域上，也应该是这样的角色，所以选择狮子作为守护神，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狮子的形象由西亚和北非一路传到中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狮子的造像由东向西，凶猛程度越来越低，而那种萌萌的感觉却越来越强。因为越往东边的人，越没有见过狮子，他们对狮子的刻画只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和臆测，而西亚和北非这些地方的人，对狮子的凶猛甚至是残暴，是有着直观的体会和记忆的。”

西亚地区的狮子造像

狮子造像由西向东的演变

尚永琪谈到，即便在东汉时期，也只有皇家及内廷的人员能够一睹狮子的芳容，社会上一般的中下层民众根本无法亲眼见到狮子。随着汉朝的崩溃，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域诸国的官方交往也一度中断。但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将对狮子的信仰传入了无从见到狮子的一般百姓之中。

据说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唯我独尊，做狮子吼，群兽摄服，故以狮子座为佛座。在佛教艺术中，狮子既为万兽之王，也具有辟邪护法之作用，狮子神格化后，一方面以神兽、灵兽、仁兽色彩在佛教造像中出现，另一方面也作为佛的化身被崇拜信奉，随着佛教于南北朝时期的东传与普及，狮子首先是在佛寺、佛像中出现，其次开始在官衙中被使用，而一般无缘见到狮子的老百姓对狮子的印象也就是来源于这些造型，因此在他们的想象和寄托中，狮子的形象越来越可爱了起来。

佛陀的双狮子座

在今天的银行门口，守卫大门的一般都是西式狮子，表情威严凶猛而园林、老校门的门口的中式建筑前，一般伫立的都是温和可爱的中式狮子。可见，东西方对狮子形象的理解差异在今天依旧存在。

银行门口的西式狮子

老校门门口的中式狮子

作为坐骑的狮子、毛驴和“骑乘秩序”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无论是军队的远征、使者的往来或是货物的运输，都少不了那些健壮且能驮运的骑乘动物，如大象、骆驼、骏马、牦牛等等。而狮子作为一种无法被驯化的野兽，在当地人民的传说和想象中被认为是神或王的坐骑，象征着骑乘秩序的顶端。

位于骑乘秩序最低一级的则是毛驴。与狮子一样，驴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非洲野驴是中国家驴的祖先。被驯化后的非洲家驴，经埃及传到亚洲的西部，再经伊朗、阿富汗、印度，最后传入中国。尚永琪表示，毛驴性情温顺，饲养成本低，对草料的要求不高，力气小，奔跑速度较低，形象也没有马那么英武，所以在人类可以骑乘的家畜中，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骑驴都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

尚永琪援引祆教圣经《阿维斯塔》的记载，琐罗亚斯德教徒为人行医治病的报酬，就是为驴子排了一个价码或等级：“为家庭主妇治病，报酬是一头毛驴为村长之妻治病，报酬是一头牝牛为城市长官夫人治病，报酬是一匹骡马为王后治病，报酬是一峰雌骆驼。”在以物易物的年代，驴的等价物毫无疑问是最低的。

尚永琪进一步谈到，作为军队的统帅，也是不能随便骑毛驴的。在萨珊波斯最伟大的国王霍斯劳一世时代(531—579)，波斯将军韦赫里兹同也门国王迈斯鲁格对阵时，骑着大象的迈斯鲁格不可一世，他为表达对波斯军队的蔑视，居然先换乘马，然后又骑上了一头毛驴。结果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丢了自己的性命，迈斯鲁格也由此被韦赫里兹蔑称为“母驴的儿子”。

驴的象征意义在西亚是如此，在中国也不例外。尚永琪指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对驴的定义是：“驴者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 唐末大将王师范向后梁太祖朱全功投降，就是“缟素乘驴，请罪于太祖”，另一大将刘鄩投降也是“素服跨驴”，以示其自降身段——这都是公元900年左右的事情。

既然骑驴如此不堪，所以公然让有身份的人骑驴，也就成了一种惩罚性措施。唐代佛教史家释道宣对南印度佛教徒之间的论经有这样的记载，论辩失败者要受到“乘驴，屎瓶浇顶，公于众中，形心折伏，然后依投，永为皂隶”的惩罚。

有趣的是，在埃及、叙利亚地区的宗教文化中，也有这样以骑驴游街来惩罚宗教信徒的措施，18世纪的画家就在此类故事集中描绘了一位苦行僧骑在驴背上，被牵着游街的可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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