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富有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最近几个月，有三件事让我很感慨。

第一件事：“北大树洞”歧视事件。

先说一个名词——国家专项招生计划。

所谓国家专项招生计划，

就是国家实施的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计划，

旨在帮扶全国832个贫困县。

今年国家专项计划理工类招生，

北大本答应在河南贫困县招录8人。

但北大在接到8名学生档案后，

却将其中两名退了回去，

理由是：530多分的考生分数太低，进北大可能跟不上教学进度。

北大的这个退档行为，

在网上激起一片民愤：

“承诺了做不到，当初就别承诺啊！”

“凭什么未入学就预判人家跟不上进度？”

迫于压力，北大补招了这两名学生。

哪知道补招这两名学生后，

在读的一些北大学生就愤怒了，

他们在“北大树洞”发泄不满：

“现在有一种吃屎的感觉。”

“我少考一门语数英都比他高20分。”

“他俩真的会来上学吗？难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和我们分数不在一个层级，我们要孤立他。”

言语充满了鄙视和傲慢，

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出自北大精英之口。

我为什么要讲这三件事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思维误区——咱中国人有钱了。

骂“河南两名考生不配上北大”的学生，

可能真的以为中国没有贫困地区了，

所以觉得这样帮扶贫困地区不公平。

骂“没出过国的傻屌”的王思聪，

可能真的以为中国人普遍性有钱了，

所以才会说出“9012年了，还有没出过国的傻屌”这样的话。

骂“不要脸，连T恤都要抢”的网民，

可能真的以为中国人普遍性富足了，

所以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哄抢一件T恤。

中国人真的很有钱吗？

很多人的第一感觉都是：好像是挺有钱的。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人感叹：

“月薪低于8000元可怎么活啊？”

“月薪低于1万的工作我不考虑。”

所以感觉大家都很有钱似的。

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统计公报》将全国居民等分为五组，各占20%。

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月均497元。

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月均1154元。

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月均1875元。

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1元。

什么叫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也就是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你所有拿到手的收入。

搞清楚这个概念后，

再对比上面这组数据，

我立马吓了一大跳：

如果我们一个月收入超过2879元，

就意味着超过了全国60%的人。

如果我们一个月收入超过5411元，

就意味着超过了全国80%的人。

中国人很有钱吗？

不。

王思聪骂“没出过国的傻屌”时，

可能万万想不到——中国居民护照持有量只有1.3亿本，不到人口的10%。

就算所有持有护照的人都出过国，

那中国出过国的人数也只有10%。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中国人很有钱呢？

我认同曹习华教授的分析，

他觉得有两大主要原因。

一是：有钱人具有很强的发声能力，媒体也喜欢为有钱人发声。

“在微信朋友圈里，

到处都是中国人挤满各大景点的照片；

在国际航班上，

每一架客机里都坐着很多中国人；

在世界各地，

每一个大卖场里都挤满了中国人；

在欧美高校课堂里，

也坐满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所以世界各国都觉得，

中国人实在是太有钱了。”

二是：大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没能力发声，媒体也很少为他们发声。

“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人，

至少有十亿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有5亿人从来没用过马桶，

有60%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不到三千……

沉默的大多数背后才是真实的社会。

他们没有时间发声，

为了生存需要争分夺秒。

他们没有条件发声，

不知道怎么对外界讲述苦难的自己。

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他们隔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让我们看见了繁华但看不见他们。”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生活富足如何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下面有很多催人泪下的回答。

我就随便选两个故事吧：

前几年，我在医院实习。

有一天夜里，

急诊室冲进来两位农民工，

一位用左手紧紧握住右手，鲜血直下。

一位拿着一个酒瓶，瓶里泡着半截手指。

不用说，手指断了。

我导师说：现在接还来得及，以后手指功能基本不受影响。

他问：要多少钱？

我导师说：三千左右吧。

他愣了一下，说：那如果截掉呢？

我导师说：三百。

他果断地说：截吧，不要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一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弱国无外交，弱者无选择。”

记得大一的时候，

同学X躲在被窝里抽泣，

我们几个舍友都很不解。

在我们的再三逼问下，

她终于说出了原因：

来上大学之前，

她处理例假的方式非常原始，

从来没用过卫生巾，

上大学之后，

她发现我们处理例假的方式，

跟她自己完全不一样，

但她羞于启齿问我们。

就这样长时间不当处理后，

她的身体终于出现了问题，

所以她非常害怕。

听完她的讲述后，

我们几个舍友都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中国竟然还有不用卫生巾的地方。”

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其实不光是贫穷，

富足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再讲一个故事吧。

一个有钱的女人问：“蛋怎么卖？”

卖蛋的老人答：“一块五一个。”

女人说：“10块买10个，可以吗？不然我就走。”

老头赶紧说：“行，我今天还没开张呢。”

女人买了蛋，一脸得意的离开。

她开着豪车和朋友到高档餐厅，

然后和朋友点了若干东西，

但只吃了其中一点点。

她们买单，账单是640元，

她给了700元，告诉老板不用找了。

那天发生的事对于餐厅老板来说，

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对于可怜的卖蛋老人来说，

却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

我们不也一直这样吗：常常对很需要帮助的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吝啬，而对不太需要帮助的中上阶层的人却非常慷慨。

优衣库哄抢时间发生后，

媒体一边倒地指责哄抢的人:

“不要脸，没教养。”

“一群low逼。”

看到这样用词狠辣的评论，

我心里有一点不是滋味。

我喜欢有一家媒体的评论：

“这背后延伸出的问题是，

中上阶层对贫穷缺乏必要的认知，

中上阶层正在失去对社会底层的共情能力。”

想起了100年前的北大。

那时候的北大，

允许那些负担不起学费的学生成为旁听生，

成绩好的旁听生还可以转正。

北大旁听生最多的时候，

跟正式生的比例是一比三。

1918年的时候，

有北大学生给校长蔡元培写信：希望可以给校役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蔡元培把这封信登在校刊上，

表达自己对这个想法的赞赏。

没过多久，北大就开办了“校役夜班”，

由北大的学生们义务授课。

参加这个夜班的校役有230多人，

其中大部分人是文盲或半文盲。

我敬佩那时候的北大，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都对社会底层充满了感知能力，

他们想的是怎样把下面的人拉上来，

而不是像现在有的老师和学生，

想的是怎么把他们踢下去。

我敬佩那个对社会底层充满感知力的北大，

我也敬佩所有对社会底层充满感知力的人。

这是发生在2017年的一件事：

一个骑三轮车的的卖菜老大爷，

“哐当”一声撞了一辆宾利。

老大爷赶紧下车道歉，

“不好意思，我有点残疾，腿脚不好使。”

撞了价值300多万的豪车，

围观群众都觉得老大爷这下麻烦了。

哪知道开宾利的小伙子并没有大骂：

“你瞎眼了吗？把我车撞成这样？”

而是柔柔地说了一句：“算了吧。”

老大爷说：“小伙子，我赔偿你一把葱行吗？”

小伙子答：“不用了，下次您慢点骑。”

老大爷觉得过意不去，

拿起一把葱扔进了驾驶室。

我特别敬佩这个小伙子，

因为他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共情能力。

我也敬佩所有对社会底层充满共情力的人。

吴小闲讲过他老总的故事。

他老总，清华双博士学位，

创办了一家环保企业，身家数亿。

一次，小闲跟着老总去谈业务，

回公司途中，老总将车子开得很慢，

四下里打量着什么。

吴小闲正纳闷时，老总停了车。

他跳下车，打开后备箱，

拿出了一大袋矿泉水瓶子，

然后走到一位捡垃圾的婆婆跟前，

将那一大包瓶子递给了她。

还有一次，在公司楼下，

一位清洁阿姨正在整理空纸箱，

想拿去卖点小钱，不料天下起了雨。

阿姨只好冒雨把纸箱踩成纸片，

这时，老总刚好开车来到楼下。

他看见后，立马跳下车，

帮着清洁阿姨一起踩起纸盒来。

吴小闲说：“我们公司的人，都很钦佩老总，因为他尊重每一个人。”

我也很钦佩这位老总，

因为他懂得“善待每一个人的高度”。

这也是我写这篇稿子想表达的：

请不要丢失了对社会底层的感知能力，

也不要丢失了对社会底层的共情能力，

如果可以，请善待每一个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