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至汉代。

　　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采集耕耘、生息繁衍。考古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如濮家墩、侯家寨等遗址出土的先民生活使用的原始器具印证着历史年轮。夏商周时期，这里分布着一些部落方国，有钟离国、椒国等。大禹治水“导淮”，娶涂山氏为妻，在今凤阳一带还有传说故事。“淮夷”部族经过长期开发和征战，逐步融入中原华夏文明。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滁地曾是诸侯争霸的分野。吴楚相争，攻战频繁，这里先属吴，后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公元前559年，楚国令尹子囊率舟师沿滁河打到吴国的棠（今江苏六合），当回撤到滁河叫“皋舟之隘”的地方（今南谯区汪郢与全椒县陈浅之间），被埋伏的吴人打得大败。

　　秦汉一统天下分封郡国，江淮地属九江郡（又曾为淮南国），汉高祖初年置全椒县，这是市域内建置最早的县。东汉时九江郡郡治就设在阴陵（今安徽凤阳以南定远县境），那时的建阳、阜陵、东阳、钟离、阴陵、东城、淮陵等县，就包括了今之滁州所辖的来安、全椒、天长、凤阳、定远、明光等区域。在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发现多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文物，印证着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旌旗猎猎的铁血场面，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楚汉相争霸王别姬一路悲歌的故事。定远有虞姬墓遗址。定远博物馆内存放的汉画像石在淮河以南绝无仅有。

　　2.三国两晋到隋朝。

　　三国两晋时期，滁河称为“涂（chu）水”，今滁州一带称为“涂中”。三国时，江淮为魏吴争战之地，境内置县多因战乱而废弛。曹魏在江淮地区的争夺，构成对孙吴都城建邺（南京市）的直接威胁。吴军截涂水（滁河）筑“涂塘”，以水代兵，阻挡魏军。史载东吴与魏交兵，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吴王孙权遣兵10万，作堂邑（滁河下游今江苏六合）涂塘，水淹北道，以阻魏兵南侵。所谓“涂塘”就是堰滁河水为塘。

两晋之时，“涂中”为江淮军事重地。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发六路大军攻吴，派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击“涂中”。翌年2月，吴主孙皓遣使献玺于此地，“一片降幡出石头”宣告投降。石头城即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市），那时的“涂中”之城镇就是南京的桥头堡了。

西晋“八王之乱”时，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南下建康（南京）镇东将军督都扬江明交广五州诸军事时，曾在滁州西南山中避难，运筹帷幄蓄势渡江，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今之滁州琅琊山就是唐代人因晋元帝司马睿曾“驻跸于此”而命山名。

　　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南方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政权更迭。北方民族不断南侵，南北割据对峙，大体沿淮河为界，江淮之间首当其冲成为战乱的前沿。咸安元年（371年）大司马桓温破前秦王鉴、张蚝军于全椒城内积玉桥。太元四年（379年），兖州刺史谢玄率三万精兵进驻白马塘（天长东北）打败前秦军队，安定江北。南北朝宋元徽元年（473年），置新昌郡，治于涂中镇（滁州市区）。梁取代齐后，与北魏大体以淮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普通五年（524年），梁武帝派大将曹世宗攻魏，收复淮南失地，合并西曲阳、阴陵、东城三县，设定远县，并置定远郡。大同二年（536年）置谯州。陈太建七年（575年），移盱眙之北谯州于涂中镇，改称南谯州。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向南方，其中有士族地主，也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也随之而来，这对于推进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与南朝统治中心建康一江之隔的“涂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成为南北交融的结合部，地位重要，演变加剧。东晋统治者在南渡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与侨人籍贯同名的州、郡、县以及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在当时也造成了一些建置版图的混乱。涂水领域在这一段时期内，建置迭更频繁，撤并立州郡县不断，曾先后侨置过顿丘、南谯郡等。公元473年，刘宋元徽元年设立新昌郡，新昌城（即今滁城）成为郡治所在。其后100余年间，又先后设过谯州、南谯州等。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式设立滁州建置。

自隋初始置滁州至今近1500年，滁州建置虽代有变迁，兴废交替，但滁州之名在唐宋元明清一统朝代却少有更改。

　　3.唐宋时期。

　　唐朝时，全国分为十道，市境属淮南道。唐武德三年（620）年复置滁州，置七县，即清流、全椒、永阳（三县隶滁州）、钟离、定远、招义（三县隶濠州）、天长（隶扬州）。其中永阳县建置于景龙三年（709年），五代十国时期改永阳县为来安县。天宝元年（742年）改滁州为永阳郡，划分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属淮南道扬州。天宝七年（748年）因改唐玄宗诞日“千秋节”为“天长地久节”，千秋县亦更名为“天长县”。

　　大历年间（766—779年），陇西人李幼卿任滁州刺史，在滁城西南琅琊山“凿石引泉”，与高僧法琛谋划设计，营建了一座寺庙，被唐代宗皇帝赐名为“宝应寺”。北宋时改名为“开化律寺”，后来被人们习惯称为琅琊寺。

　　唐代先后在滁州任过刺史的历史名人有韦应物、独孤及、李绅、李德裕等。

　　唐建中四年（782年），韦应物由尚书郎出任滁州刺史，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滁州西涧》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李德裕，唐代名臣，曾两度任宰相。唐开成元年（836年）任滁州刺史，他在滁期间，整饬治安，清肃盗寇，拆祀建军营，并在城西北建“怀嵩楼”一座，又名“赞皇楼”。

　　唐中后期，出现番镇割据，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加剧。天宝元年11月，淮西节度使刘展反唐，攻占滁州。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率农民出身的戊卒起义，义军将领丁从实率数千人攻破滁州，杀死刺史高锡望。到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农民军扫荡江淮，攻克滁州。

　　唐朝灭亡后，经历了50年南北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滁州先置于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统治，后为南方“十国”的南唐政权所辖。（937年）杨行密部将徐温养子徐知诰（原名李昇），夺取吴政权，都金陵，建国南唐。滁州成为拱卫金陵的江北重镇，南唐同光元年（923年）在滁州西北关隘处建清流关，雄伟险要，扼南北交通。

　　柴世宗领导的后周与南唐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率军破清流关，大破南唐兵马，攻占滁州城。世宗率军亲征，夺取南唐在江淮的十几个州县，南唐求和，后周与南唐隔长江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滁州成为前沿。柴世宗和后来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在滁留下很多传说。如全椒神山寺有一口“柴王井”。

　　唐宋时期，滁州成为江淮东部重镇，诸多王候将相、名宦大家在这里创造了赫赫经典史事，留下无数灿烂华章。

　　北宋统一后，改道为路，宋代地方上有路、府、州、军、监之设。监设于矿冶、牧马、铸钱、产盐地区，军设于要冲之处。监、军多与府、州同级，府多设于较大而重要的州，各级长官称为知某府事、知某军州事、知某县事等。路在府州之上。市境分属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建隆元年（960年）滁州领清流、全椒、来安三县。

　　北宋统一后近百年之间，江淮地区不见干戈，人民生活较为安定。一批贤臣先后任职滁州。至道元年（995年）。王禹偁贬守滁州，善政爱民，深得后来的欧阳修景仰。王欧两人被滁州人称为“二贤”。包拯也曾任过定远和天长知县。庆历五年（1045年）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宽简施政，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寺僧智仙为其建醉翁亭，欧阳修为此写下了留芳百世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他又在丰山之侧建立了丰乐亭、醒心亭，并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

　　欧阳修知滁是滁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醉翁亭记》使滁之山水天下扬名，欧阳修在滁期间，吸引了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对滁州的关注，或来游、访欧，或诗文唱和，如梅尧臣，苏舜钦、韩琦、富粥、范仲淹以及政见不同的王安石，还有后学门生如曾巩、苏轼等人。欧阳修逝后，苏轼应滁州知州王诏之请，将“两记”写成碑帖，镌刻于石碑上，“欧文苏字”珠联璧合，成为世代瑰宝。

　　南宋时，江淮一带又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城先后九次被金兵所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生产力受到破坏。滁州大地同时成为抗金的战场。主战派将领岳飞、韩世忠、张俊、李纲、杨沂中等，曾在江淮间给金兵以重创，天长、滁州、定远、全椒等地都发生过激战。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简赋舒征，收容流亡，修整街市，发展生产，组织民众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并向朝延上策“守江必先守淮”，再收复中原。辛弃疾还在滁州建起一座“繁雄馆”和一座“奠忱楼”，写下了充满收复失地之情的《声声墁·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等词作。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叛将李成领兵攻打滁州。知州向子伋面临大军压境，誓不投降，率滁军民在琅琊山摩陀岭一带垒石筑寨，抵抗强敌，最终壮烈阵亡。

　　南宋末年，蒙古兵两度攻入滁州。凤阳人姜才成为江淮一带抗元英雄，后在泰州英勇就义。南宋末年，朝延还有一位刚正不阿的宰相，定远人董槐，他在位为官40年，尽职尽忠，爱国恤民，晚年辞官回乡，品行可佳。

　　唐宋时期600年间，滁州经济社会发展与遭受破坏交替出现。

　　唐代前期和北宋前期，由于统治新政和社会相对安定，江淮地区农业、水利、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田亩扩大、户口增加，城镇形成规制。滁州城池格局形成于唐初。据《兵要地志》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年），城垣筑有子城、罗城、月城；永徽年间（650—655年），向东北扩展，城周达7里258步，呈“申”字格局，四门均设城楼。北宋时期，城池又几经修茸扩建。自欧阳修治滁始，滁州因名人效应和山水景观而成为北宋中后期的一座文化名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滁州有铜坑”。琅琊山铜矿古采坑中曾发现隋唐时期瓷片等遗迹。

　　唐宋时期，南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交融，北宋末“靖康之难”，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是两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不断南移。滁州因地处江淮间，滁河水路连通长江，陆路交通驿道扼守南北，护卫金陵，成为渡江涉淮的跳板，南北交汇的结合部。经济、文化、技术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而缺乏相对的区域独立性和长期稳定性。

　　地理区域的特点，常常使滁州成为割据和争夺的战场，“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南宋以后宋金南北对峙，滁州一带兵祸频仍，经济、民生每每遭受严重破坏。

　　元朝创立行省制，市境属河南江北行省之扬州路滁州（领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安丰路濠州（领钟离、定远二县）、淮安府泗州（天长县属之）。

　　4.明清时期。

　　朱元璋起兵后在滁州奠定了建立明王朝的军事政治基础。元至正十三年，朱元璋率兵攻占滁州，郭子兴也率部移驻滁州。至正十四年十月，朱元璋在滁设伏兵打败元朝丞相脱脱，次年，在滁州建太阳翊元帅府，率军渡江攻打元军，此后，又迎小明王韩林儿入驻滁州。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南北的许多将领都是滁州籍定远、凤阳人，如李善长、徐达、汤和、沐英、胡惟庸、蓝玉等，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

　　明朝建立以后，滁州成为京畿辅地。洪武三年，朱元璋追封已故的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建滁阳王庙祭祀。明朝洪武六年，兵部在滁州设立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令滁州军民养殖马牛。

　　明朝一些要员往来于中都、滁州、南京之间，如宋濂扈从太子经滁州游琅琊山，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在滁州讲学，收罗戚贤等一批弟子，影响很大，王阳明离滁州后，滁州人在其讲学处建“阳明祠”以记之。江南才子文征明父子都与滁州结下了诸多缘分，在滁州留下诗文碑刻。陈琏、胡松为一代名宦。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在醉翁亭内建“宝宋斋”，保护“欧文苏字”。

　　洪武七年，朱元璋罢建中都城，改设中立府，并析虹县一部置凤阳县。不久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府、县同治新城。凤阳府初领九州十八县，后领五州十二县，市境均为凤阳府辖。凤阳的明文化气势恢宏，对周边地方影响深远。

　　滁州与南京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洪武二十二年改滁州为直隶州，直隶于南京，领来安、全椒二县。市境其他州县仍为凤阳府管辖。

　　明朝后期，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一部进占江北，次年正月攻滁州，太仆寺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等率众守城，明总督卢象升率部驶援滁州，在城东至珠龙桥一带大战，打败农民军。

　　清朝实行省、道、府、散州四级行政体制，市境初属江南省左布政使司。清初废临淮县，其地并入凤阳县。康熙六年（1667年）置安徽省后，改属安徽省，境内置县有滁县、全椒、来安、凤阳、定远、天长等。

　　清代在滁州史册上值得提及的事情，一是文化，二是军事。三是交通。

　　军事上主要是咸丰到同治年间清政府与太平军的战争。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九日，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林凤翔率部攻下滁州，吓死滁知州。咸丰八年三月，李秀成部攻占滁州，四月，太平军与吴棠的团练战于滁州北门外。八月，太平军主将陈玉成、与李秀成率部在乌衣大败钦差大臣德兴阿、胜保所帅清军三四千人。后来，太平军在滁州的守将李昭寿叛变降清，改其部称“豫胜营”，与太平军陈玉成部发生几次攻防战。滁州城屡遭战火，破败不堪，琅琊山惨遭兵燹。醉翁亭、琅琊寺再化焦土。百姓生灵涂炭，纷纷逃亡（所谓“跑长毛反”）。同治年间，滁州居民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河南光州、安徽安庆等地人大量迁来滁州。

　　晚清时期，滁州也出现一批治乱世能臣，如吴棠、吕本元等，他们与李鸿章关系甚密。

　　文化上以全椒、天长文风为盛。先后出来一批文化世家名人。如天长状元戴兰芬、女学者王贞仪、“工诗文书画”的小说家宣鼎、全椒“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吴氏宗族，吴敬梓于落魄之中写出来惊世骇俗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300年来，以各种文本传遍世界。还有定远方氏，方浚颐先官后文，成果卓著。

　　太平天国战乱之后，薛时雨四处奔走，化缘筹款重修醉翁亭记，曾国藩、李鸿章、刘鸣传等封疆大吏都慷慨解囊。

　　这里要说一下达修和尚（1876-1940），二十八岁受知州熊祖怡之邀住持琅琊寺，直到六十四岁去世。大半生的命运都与山林古寺契合，为清末至民国前期琅琊寺的重建兴盛立下了不朽功德。今天我们在琅琊寺祇园内看见的民国巨型摩崖，可以说是达修的功德碑。

　　交通上，清末开通津浦铁路，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四，浦口至临淮关段（经滁州城东关）售票搭客。自此，滁州竹篮、菊花药材等土特产开始销往南北各地。津浦路沿线门台子、临淮关、滁县等城镇有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办了火柴厂、面粉厂、烤烟厂等企业。

　　5.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皖东革命志士方绍舟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讨袁，光复起义，革命党人活动频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皖东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新思潮在皖东传播很快。1926年，凤阳、滁州先后成立中共党组织。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滁县活动。5月28日下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铁甲专车北上停靠滁县火车站，乘轿去琅琊山游览醉翁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滁州城，皖东各地先后论陷。日军在皖东暴行累累。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在津浦铁路南段和淮河一线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皖东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土枪土炮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后统称淮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罗炳辉、方毅、张云逸、张劲夫、郑位三、刘顺元等人曾在这里战斗。藕塘烈士陵园和半塔纪念碑昭示着先烈们的英雄业绩。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新四军主力北撤，坚持深入敌后游击战，反“清剿”恢复淮南解放区，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1月皖东全境解放。

　　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省废道、府、州、厅，各府州县直属省府，滁州改为滁县。民国3-7年，北洋政府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市境各县均属安徽省淮泗道（道尹驻凤阳）。民国21年，析盱眙、滁县、定远、来安等四县地置嘉山县。同年安徽省划分为10个行政专员督察区，其中凤阳、定远属第四专区，其余各县属第五专区（专署驻滁县）。

信息来源：市地方志办公室